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傅抱石曾撰文回忆陈之佛先生：“我知道陈老比较早。他最早的著作《图案ABC》（世界书局ABC丛书之一），当时是我很感兴趣的读物之一，特别是陈老为《东方杂志》、《文学月报》所设计的封面，优美清新，独具风格，最为读者所好。图案家陈之佛我已经不胜向往的了。”此时的陈之佛已是上海美专的教授，专门教授图案、色彩学、艺术教育和名画家评传等课程，同时又应徐悲鸿之邀去南京中央大学兼课，每隔一周去一次。

1931年傅抱石所著《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出版后得到徐悲鸿关注和赏识。是年，傅抱石初会徐悲鸿，以铜凿印“徐悲鸿印”相赠，后又为徐悲鸿刻制水晶印“悲鸿”。1933年，徐悲鸿力荐傅抱石公派留学日本，进入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专攻东方美术史，兼习工艺、雕塑。两年后在日本举办个展，得到日本同道和社会各界的好评。1933年陈之佛全家迁居南京中央大学丹凤街8号，与徐悲鸿同住一院同住一幢楼，徐家住楼上陈家住楼下，可谓是朝夕相处。也就是傅抱石去日本的那一年，傅抱石与陈之佛认识了，介绍人便是徐悲鸿。“1933年，我去东京经过南京，在徐悲鸿先生的宴会上和陈老第一次见面，从匆遽的接触中，陈老给我的印象是和蔼、谦虚，令人肃然起敬。由于我对图案有兴趣，并准备在东京花一定时间学习它，而陈老是这方面的前辈，也就更觉得陈老容易接近了。1935年9月，我回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书，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在一块儿工作，直到解放后1958年陈老担任南京艺专（后改院）副校长，整整二十四年，我们从没有离开过一个系。”这是傅抱石《忆陈之佛同志》中的一段回忆。

谦和、宽厚的陈之佛对待朋友极为热情、真诚，徐悲鸿、丰子恺、傅抱石等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民间艺人等都乐意结交为知己、朋友，这在文艺界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傅抱石到中央大学任教，与陈之佛共事，比陈之佛小8岁的傅抱石一直把陈之佛视作前辈。两人是同事又是好友，相处近三十年，两人性格相近，又相互敬重，彼此了解，无话不说。

傅抱石原名瑞麟，1904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祖籍江西新喻。傅抱石6岁入新喻会馆私塾读书，受附近刻字摊裱画店影响，开始喜欢书画刻印，尤其喜爱刻印。后借助查考《康熙字典》篆法刻印渐精，入小学半年，常为老师、同学刻印了。到高小三年级的时候，模仿赵之谦、陈曼生的印章已几近乱真。1921年入江西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读《瞎尊者传》，因仰慕石涛，又取屈原作品中“抱石怀沙”之意，遂取名为“抱石”，刻自用印“抱石斋主人傅抱石”、“抱石斋”、“傅抱石印”，那年才17岁。“抱石”这个名字从此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的艺术生涯，也与“石”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是篆刻首先把傅抱石引入艺术之门，打开了他心灵的艺术之窗。

傅抱石对于篆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票友式”的爱好，而是下过苦功夫的，无论在篆刻创作还是篆刻理论研究上，他都作过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印宗秦汉，意在汉铸印与凿印之间。陈之佛对傅抱石的篆刻极为推崇。傅抱石为陈之佛治过不少印章，均为两人相识之后所作。傅抱石所刻的印章 “雪翁”、“雪翁画记”、“心即是佛”、“养真”等朱文印，陈之佛经常使用在精心创作的工笔画作品上，如在《鹰雀图》、《寒梅冻雀图》、《丹荔白鹦鹉》、《梅花群雀》、《海棠寿带》等工笔画上面使用傅抱石所刻制的印章，可见陈之佛对傅抱石印章的喜欢程度，更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志趣相投和深厚的友谊。

在重庆期间傅抱石常携带自己的中国画作品去位于沙坪坝的被陈之佛称之为“流憩庐”的家中研讨，陈总会提出一些中肯意见和建议，经常同去的还有后来去了台湾的画家傅狷夫。

当时的美术界颇为沉闷，缺少艺术交流，有鉴于此，在徐悲鸿、陈之佛的积极倡议下，“徐悲鸿、陈之佛、吕斯白、傅抱石、秦宣夫联合展览”在南京隆重开幕，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得到普遍好评。

傅抱石如此评论陈之佛的花鸟画作品：“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我们同事起，我即对他的画有一种感想，觉得他的画有丰富的情感和紧劲的笔墨，于是浓郁的彩色遂反足构成甚为难得的画面。原来勾勒花鸟好似青绿山水，是不易见好的，若不能把握某种要素，便十九失之板细，无复可令人流连之处。这一点，雪翁藉他的修养，已经能有把握地予以克服。”

傅抱石又在陈之佛的《梅雀》图上题词赞美：“展此梅花图，白赭两相施，疏斜含余韵，仿佛烟云姿，能使笔头憨，能使笔头痴，雪个已矣瓯香死，三百年来或在斯。”

1942年陈之佛在重庆成功举办“陈之佛国画展”，首次大规模展示如此多的工笔画作品，轰动重庆山城，盛况空前，社会反响极大，更是震动了当时的美术界和学术界，同时，也惊动了国民党高级官员。是年7月，陈之佛突然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之请，找他谈话。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是朋友吕凤子向教育部推荐，要他做国立艺专的校长。陈之佛当场推辞原因是不愿做官、也不擅长做行政工作。教育部长再三做他的思想工作，一再挽留。陈之佛借口说回家考虑之后再做回复。有好心人来劝他去当这个校长，而陈之佛还是不情愿去做这差使。那时，傅抱石是陈之佛家的常客，就和傅抱石商量如何推辞这个校长职务。傅抱石了解陈之佛的性格和当时的心境，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建议向教育部提出苛刻的条件，教育部答应就去做，不答应便正好推辞。陈、傅马上商议之后，向教育部提出自认为比较苛刻的三个条件：一是把艺专从偏僻的地方迁到重庆嘉陵江北岸的盘溪，与中央大学隔岸相对；二是增加经费；三是改成学院。想不到这三点呈上之后，教育部一口答应，那陈之佛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这个艺专的校长了。陈之佛既然做了校长，也想力尽校长之职，大力招揽才俊以充实师资队伍，邀请丰子恺、傅抱石、吴作人、李可染、蒋仁、王临乙等任教授，国立艺专名家云集，一时名声大噪。由于教育部除了同意迁校之外，其他两项都成了空头支票，再加上国民党当局不停地来学校找麻烦等原因，一年后陈之佛铁了心提出辞职，先后六次提出辞呈，都没得到答复，直至陈之佛因大病起不了床，无法去学校主持工作而只好在家养病，一直拖到1944年4月，才辞掉艺专校长的职务，结束了陈之佛一生之中最痛苦的阶段。

傅抱石在回忆陈之佛的纪念文章中写道，陈之佛在重庆时期第一次搞个人画展，轰动画坛，作品定购一空，于是，他也“急起直追”，拼命作画，并向陈之佛借本钱去装裱，也搞了一次个人画展，换到不少“法币”，帮助自己渡过生活难关。

一生中能在人生的黄金时段相处三十年，是青壮年时期相识直到不知老之已至，而却都是取得巨大成就而流芳百世能有几人呢！